最高统帅部的动荡引发政治与行动层面的干扰

中国最高统帅部正处于异常的动荡之中，这不仅使指挥关系变形，还重新引发了一种恐惧氛围，而这种氛围很可能成为习近平治下军政关系的常态。内部调查大约在 2023 年开始，最初集中在军队腐败的常见温床——采购与后勤领域——但随后已蔓延至政治纪律系统的核心以及指挥机构的首脑——中央军委（CMC）。

一场针对习近平亲信部下的史无前例的运动

在选拔中央军委成员仅两年多后，习近平已经清洗了其中半数的现役将领，其中包括自文革以来首位被强行免职的穿军装的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缺席了近期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会议，这证实了他已被拘留的传闻。在此之前，中央军委委员、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于 11 月落马，中央军委委员李尚福于 2023 年落马，此外还有一大批现役及近期退役的高级将领也被牵连。

习近平针对其高级将领的行动之所以更加引人注目，是因为它发生在国内政治稳定的时期，这与以往军政动荡的时期截然不同。习近平在 2012 年掌权后对最高统帅部的清洗甚至比今天更为广泛，但那是发生在他为了在中共党内巩固权力的斗争背景之下。其他时期的动荡也同样是党内更大规模剧变的一部分，包括江泽民和邓小平巩固权力的时期以及文化大革命。

然而现在，习近平对中共的掌控无可撼动，但他却正在清除一些表面上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将军。苗华和何卫东均来自福建省，习近平曾在那里作为一颗政治新星任职。两人都经历了快速晋升，这表明习近平在他们的提拔中发挥了作用。（引人注目的是，何卫东在 2022 年跃升为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时，甚至还不是中央委员会委员。）¹对于许多外部观察家（据推测也包括内部观察家）而言，他们会被视为习近平在军队中的最高级亲信之一。

更令人费解的是，习近平监管解放军（PLA）的关键人物之一似乎已从中心舞台上消失。几十年来，钟绍军一直是习近平最亲密的助手之一，习近平一上台便立即将他安插在解放军的中枢神经——中央军委办公厅。钟绍军一路晋升为军委办公厅主任，并且是解放军内部除习近平之外唯一掌握实权的非军人出身官员。²钟绍军大概一直是习近平在解放军中的重要纽带，直到 2024 年的某个时候，他转任了一个政治意义不大的职位——国防大学政委。钟的调动很容易被解读为通往更高职位的垫脚石，或者是预示着麻烦的边缘化，这正体现了解放军目前动荡不安的程度。接替钟绍军的是房永翔，他是一名职业军官，其在前南京军区的背景在一年前看来似乎是一个优势，但现在却让他与苗华和何卫东处境相似。

免职可能反映了判断失误以及对领导层的刻意施压

我将这场不断升级的运动解读为几个互补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习近平及其人事系统在政治判断上的具体失误、解放军内部可能存在的派系斗争，以及习近平利用恐惧来控制中共暴力机器的更广泛治理哲学。这些判断基于我对习近平整体政治地位、其个人动机，以及源自列宁主义体制结构的组织动态的理解。然而，由于完全缺乏关于领导人个人关系实质的公开信息，这意味着其中许多评估都带有推测性质。

判断失误

如此多高级领导人令人眼花缭乱的崛起与陨落，可能部分反映了人事系统未能阻止、发现和报告问题。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是由于政工干部、组织部人员以及纪检监察人员的失误和腐败造成的。但这同时也表明了习近平本人在个人和政治判断上的失误，因为其中几个人物原本是他亲自挑选的。同样重要的是，习近平最终负有维护相互制衡和监督机制系统的责任，该系统旨在防范中共党内的腐败和诸侯割据。其失效的程度表明，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而不仅仅是少数害群之马的无能或贪腐。

中共文职人事系统中的一系列起诉和调动表明，习近平要求其领导人至少对最近的一些失误负责，可能包括前外交部长秦刚令人难堪的免职。在一项不同寻常的举动中，政治局委员李干杰在 4 月被实际上降级，从领导中央组织部调至中央统战部。大约在同一时间，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组织部纪检监察组组长因索贿以帮助他人升迁等众多违纪违法行为被开除党籍。12 月，中共还因类似的违纪行为开除了一名前中组部副部长，尽管他在 2020 年就已离开该部门。

习近平在如何维持权力上的隐性选择

更广泛地说，习近平可以采用不同的模式来维持其政治地位，而过去一年的调查表明，他更倾向于一种依赖不可预测性的模式。以下是两种模式化的理论，它们并不相互排斥，但为了解习近平的直觉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许多党内干部在解读他们所知并不比局外人多多少的事件时，也可能会试图借助此类模式。

习近平本可以严重依赖他与核心亲信之间的个人关系强度，来监督权力的关键节点。在这种模式下，如果某人是「习近平的人」，他就可以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放手执行习近平的指示，而他们的忠诚度则由他们对习近平的依赖以及彼此关系的强度来保证。习近平也很可能愿意忽略他们的个人缺点（甚至可能会欣赏这些缺点所提供的筹码），认为与他们作为执行者的角色相比，这些都不重要。

相反，习近平似乎更依赖在核心亲信之间建立权力制衡——以及恐惧——来让他们及其所在的组织保持顺从。在一个政治正确性具有主观性且腐败无孔不入的体制中，对高级领导人的调查是政治行为，而非公正的基于规则的程序。苗华和何卫东的落马以及钟绍军不明朗的处境发出了一个信号，即至少在解放军内部，没有人的安全是有绝对保障的。由于军队固有的政治敏感性，加上他在军队中的网络相对于文职党务系统更为薄弱，习近平可能特别倾向于让军事部下保持警惕。然而，鉴于中央组织部及其他文职官僚机构的动荡，许多文职干部很可能会认为相同的动态也可能在他们的领域中上演。

这种做法将产生深远的后果。对习近平而言，在部下中制造不确定性和恐惧，是抑制自满和建立山头等潜在倾向的有效手段，只要这种恐惧不演变为危及习近平人身安全的敌意即可。对于解放军和许多其他组织来说，这种无处不在的威胁感很可能会破坏组织的凝聚力，并减缓决策速度，因为领导人在采取任何可能被审查出偏袒或腐败迹象的行动之前，都会寻求明确的许可。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自习近平掌权以来令人熟悉的动态，但自 2017 年以来高层领导人落马速度的放缓，似乎曾提供了出现不同动态的可能性。

一个不可知的 X 因素：军队内部派系斗争

对习近平任期的一个简化描述说明了为什么我们可能会怀疑，一连串追随者的落马部分归咎于内部派系斗争：习近平的头五年（2012-17 年）耗费在巩固权力的追求上。他的亲信之所以保持纪律并相对团结，是因为他们的收益建立在习近平政治对手的损失之上，同时也因为，如果他们的争吵破坏了习近平改造党的高风险计划，他们自己也会遭殃。在习近平的第二个五年（2017-22 年），这些亲信在各自的职位上安顿下来，并培植了自己延伸的关系网。现在，在习近平的盟友和同僚网络中，政治权力是一场零和博弈；由于习近平已经没有政治对手，权力无法再从他们那里夺取。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也暴露了一些领导人不可避免的失误。

这样的环境非常适合在习近平延伸的网络内部进行争权夺利，而且这种竞争很可能是恶性的，因为习近平无情的内部调查使得失败的代价变得极高。参与者可能会将谣言、指控以及对竞争对手在腐败和政治不端行为上的公然指控武器化，而这些动态很可能为调查的进程增添了一个不可预测的变数。

不幸的是，在当前的信息环境下，实际上不可能从公开来源观察到这场「权力游戏」的证据，分析人士更有可能被所谓的「派系」及其运作指标所误导，而不是从中获得信息。个人或职业背景以及公开言论，包括衡量领导人重复习近平口号的频率和狂热程度，都不能反映个人的忠诚度或情感。依赖这些指标的分析人士，就像那个仅仅因为路灯下有光，就在路灯下寻找丢失钥匙的人。外部观察家能做的最好的事情，通常就是评估结构性条件是否有利于影响力竞争走向白热化。

会不会有针对习近平的公然反对？

值得考虑另一种假设，即这一连串的举动反映了对习近平实际存在的政治反对。毕竟，上一位被迫下台的穿军装的军委副主席林彪，曾被指控领导了一场政变。（尼尔·托马斯对过去离职的副主席有一份很好的总结。）但在我看来，证据的份量以及习近平在党内地位持续稳固的整体状况，使得解放军领导人主动反对习近平的可能性极小。

习近平对中共的控制如此全面，以至于反对他需要在领导人之间采取重大的集体行动，而且风险极其巨大。像何卫东和苗华这样的将领很可能默认他们的个人通信和行动都处于被监控之中。也没有明确的理由解释他们为何会背叛那个直到最近还将他们提拔到同僚之上、且他们职位均仰仗于此的人。此外，这两人的指纹确实印在那些导致许多军官入狱和身败名裂的文件和谴责信上。在他们听到自己家门被敲响的那一刻之前，这将是阻止他们背弃习近平的强大威慑。

李干杰被降调至统战部也表明，习近平是因为失误而将其边缘化，并非因为背叛。而且，尽管对苗华和何卫东的正式谴责很可能会指控他们存在广泛的政治劣迹，但如果他们被怀疑直接密谋反对习近平，他们圈子里的更多军官很可能会以比目前所见快得多的速度被围捕。

支离破碎的中央军委可能扰乱指挥关系与部队发展

习近平对中央军委半数成员的清洗是一次地震般的冲击，很可能会阻碍有关军事发展的决策，并引发有关中央军委角色以及解放军内部关键指挥关系的棘手问题。

现在解放军中只剩下一位最高级别的现役将领——张又侠，这是不寻常的，而且可能对习近平不利。在当前的政治背景下，多名穿军装的军委副主席能够相互制衡彼此的影响力，防止单一将领揽权过重。³许多解放军军官可能也会想，在对涉及采购系统的多名高级领导人进行调查之后，张又侠本人是否也处于危险之中，毕竟张又侠曾领导该系统长达五年。解放军内部的不确定性程度之深，使得即使张又侠与习近平渊源深厚，且习近平无视退休惯例将张又侠留在中央军委，也无法保证他的安全。

单一的军委副主席对某些极端情况也有影响。如果习近平突然去世，副主席将有途径对解放军行使唯一的行动控制权，这将极大地影响继任政治。只有一位副主席还意味着一种令人担忧的可能性，即在某些情况下，更小圈子的人将拥有中国核武器部署的权限。

仅剩的其他中央军委委员是刘振立和张升民。张升民大概是穿军装的人中最令人敬畏的一个，因为他领导着军委纪委的调查人员，但他的政治地位在作战决策中只能发挥边缘作用。因此，协调解放军战略发展和作战的大部分繁重任务，就落在了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的肩上。

因此，解放军在中央军委中只剩下一个捉襟见肘且奇特的作战核心。仅有的两名在作为对台备战重地的东部战区有过经验的军委委员，现在均已被拘留。联参部参谋长刘振立的履历较窄；尽管据报道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参加过对越作战，但他此后几乎完全在中部战区的陆军职位上任职，没有其他军种或中国主要战略方向的经验。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是中国最后几位现役的战争英雄之一，但在陆军之外没有直接经验。

使问题复杂化的是，习近平自 2015 年以来的军事改革使解放军层级扁平化，这种方式给中央军委带来了巨大的管理跨度挑战。原本负责组织军事事务的庞大四总部被解散，中央军委现在直接下辖大约 18 个不同规模的直属单位和军兵种，具体取决于计算方式。⁴这次重组有其令人信服的政治和作战理由，但对于一个支离破碎的中央军委来说，协调将成为一个问题，尤其是当下属为了任何具有重要意义的决策而争先恐后地寻求明确批准时。

总体而言，目前的气候可能会导致部队发展决策的瘫痪，因为军官们会尽量避免引起任何审查。随着人员缩减的中央军委在跨官僚机构协调决策方面举步维艰，加之联参部参谋长在中央军委中的同级人物减少，联合参谋部的相对重要性可能会几乎自然而然地提升。习近平也可能在中共全会上任命中央军委的接替人选，这将恢复中央军委的一些决策能力，即使调查的涟漪继续在官僚体系中荡漾。

随着苗华的落马，解放军至关重要的政治工作系统也再次陷入混乱。如今在解放军（中共的武装力量）中服役 22 年的老兵，*从未见过任何一位能够免于公开身败名裂的最高政工军官。*徐才厚于 2002 年接管总政治部，张阳从 2012 年开始担任解放军的最高政委，随后苗华在 2017 年接任。

清洗很可能会对解放军近期的战备状态产生破坏性影响，这也表明习近平不打算在短期内发动战争。但这并不妨碍解放军在必要时采取大规模行动，考虑到解放军常态化的演习和行动节奏，这也不会构成针对台湾或美国进行大规模演习和武力恫吓的障碍。如果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威胁突然变得严重得多，习近平很可能会采取措施恢复秩序，并表明他个人对关键作战指挥官的支持。解放军的政治可靠性始终是必不可少的，但在确保部队短期战备的任务面前，对个人不端行为和腐败的调查将退居其次。从长远来看，习近平无疑希望对违纪行为采取强硬立场能提升解放军的能力，尽管他可能会忽视他所延续的不确定性氛围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清洗表明恐惧与不确定性将成为习近平治下军政关系的常态

习近平决定罢免何卫东、苗华以及其他众多领导人，这表明恐惧和猜忌很可能会笼罩在习近平治下的军政关系和精英政治之中。在这些清洗之前，尚不清楚习近平在第一任期内肃清解放军高层，是否仅仅是因为他没有亲自挑选他们并且不信任他们。许多干部本来有理由将最新一届中央军委的组成，解读为习近平拥有一个边界清晰且受信任的核心圈子，他将依靠这个圈子来管理解放军。如此多高级军官的非正常落马粉碎了这些幻想，取而代之的将是在未来数年内挥之不去的猜忌迷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