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人消失背后的政治因素

[本文是发表于大西洋理事会博客的原版文章的副本。]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中国共产党（CCP）总书记习近平突然撤换了数名高级军官以及中国外交部长，震动了中国的军事和外交系统。这些免职决定之所以更令人惊讶，是因为在不到一年前，习近平刚刚提拔了其中许多官员去领导他们的部门。仔细观察涉事官员可以发现，导致他们下台的原因包括各种个人和制度因素，但这些突然“消失”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表明，习近平及其主管的人事机构存在潜在的失误和误判。

近期的免职事件表明，习近平批准了对几个零散的腐败和违纪行为的查处，而不是重复他在第一任期内那种全面且盘根错节的大清洗。涉事的高级官员在各自的军方和文官官僚机构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没有一人属于习近平政治控制核心机构的成员。

解读落马官员群体中的模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PLA）的洗牌是自 2017 年以来最重大的内部动荡。近期的反腐调查似乎正从军队腐败的传统多发地——采购和后勤——向外辐射。据报道，在过去的两个月里，调查人员拘留了国防部长李尚福、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火箭军政治委员徐忠波以及他们的几名副手。李尚福在 2017 年至 2022 年期间担任解放军装备和采购部门的负责人，而火箭军是一个高度资本密集的军种，在过去十年中迅速扩张，可能提供了无数的贪腐机会。徐忠波此前还曾担任联勤保障部队的政治委员，并且是该部门众多受到怀疑的前领导人中最新的一位。新的火箭军领导人此前没有该军种的任职经验，而且新任政委在中共体制内的级别明显高于新任司令员，这标志着习近平决心将其前任的个人网络连根拔起并重新整顿纪律。

通过将目标对准与采购相关的机构，习近平针对军队中最容易滋生腐败的两个机构之一发起了一场新的运动；另一个机构则是政治工作系统以及嵌入在解放军各个层级的政委网络。如果查处范围从与采购相关的军官扩大到牵连中央军委（CMC）政治工作部内更广泛的网络，那么其破坏性影响可能会蔓延至整个解放军。

外交部长秦刚被免职的具体情况仍不清楚，但这更有可能源于个人不当行为以及对国家安全系统影响较小的特殊因素。由于其非同寻常的快速晋升，秦刚在外交部（MFA）内部的关系网可能比较狭窄。外交部官员对重大合同和资产的影响力也有限，因此直接进行大规模贪腐的机会大概率也较少。然而，如果习近平决定公开指控秦刚犯有多项罪行，调查人员可能会在他此前于外交部礼宾司的任职经历中寻找把柄，他在那里曾负责处理官方礼物、差旅和接待工作。近年来因腐败被起诉的少数中国高级外交官之一是前外交部部长助理张昆生，他也曾领导礼宾工作，并于 2015 年被免职。

在这些备受瞩目的免职事件的同时，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新任书记李希的领导下，内部调查机构继续在文官系统的中层队伍中进行清洗。今年的部分目标人物颇具分量，例如前贵州省委书记、前中国银行党委书记，以及纪检系统本身的一批中层官员。然而，没有明确的线索将这些调查与最高层领导人联系起来。

免职事件凸显审查失误与误判

习近平对中共人事系统的管理对于其政治地位以及党国体制的运转至关重要。与此同时，最近被免职官员的身份以及他们短暂的任期表明，他犯下了非受迫性失误。

高层查处本身并不意味着误判，因为习近平有充分的理由定期查处处于政治敏感职位的官员。例如，只要习近平在任，在公安部总部担任高级官员就可能始终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习近平有动机有选择地破坏那些能够影响其政治安全的官员之间的联系与信任。事实上，他已经证明了自己愿意利用安全机构的成员来相互制衡。习近平极有可能认识到内部调查也会导致系统瘫痪并降低组织凝聚力，但他认为这是为保护其地位而付出的微小代价。

然而，最近的免职事件背后似乎没有明确的政治理由可以抵消对中国国家安全机构的破坏。那些被针对的官员在维护习近平和中共的政治权力方面，充其量只发挥了边缘作用。国防部长不在指挥链上，而尽管火箭军对解放军的军事能力至关重要，但它可能是最封闭的军种。它在内部维稳行动中几乎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因此，秦刚和高级将领上任不久便被突然免职，使其所在机构和中国形象付出了代价，却几乎没有换来任何政治上的弥补价值。这表明人事审查和监控系统——或许还有习近平本人的判断——存在缺陷，这些系统本应在他们被提拔到显赫职位之前，就凸显出那些让他们丧失任职资格的因素。

对习近平政治与战略考量的影响

近期的人事动荡对习近平和中国有着多种暗示。首先，火箭军领导班子的彻底大换血以及由外来者接替，表明习近平可能并不认为短期内会爆发大规模冲突。如果他预见到战争迫在眉睫，那么他可能就不会将火箭军的整个领导层连根拔起，或者至少会选择更熟悉该部队的替代者。

此次免职的性质也再次证明，在党的治理中，保密和信息隔离的要求对习近平来说，远比平息外界对中共不透明且看似反复无常的决策过程的担忧要重要得多。伴随着秦刚和李尚福神秘消失的沉默，将助长有关其他潜在目标的谣言。这证实了外国官员的担忧，即他们的对话者“离习近平的核心圈子差了十万八千里”，正如美国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在 2021 年所描述的那样。

最后，随着习近平进入其任期的新阶段，洗牌的程度也将成为他加强对精英阶层政治控制的更广泛策略的一个标志。过去 11 年来调查行动的起伏，反映了习近平整体的政治地位和优先事项。在他 2012 年至 2017 年担任总书记的第一任期内，习近平全身心投入到针对其竞争对手个人和制度权力基础的运动中，同时提拔他的盟友。在 2017 年习近平完成权力巩固后，随着他从破坏转向建设，广泛的清洗和重组明显放缓。此后，他把重点放在了理顺和加强党的机构上。

最近在习近平第三任期内曝光的调查可能暴露出其人事管理系统的裂痕。然而，它们目前尚不意味着他背离了控制中共机器的整体路线，也不构成对其权力的威胁。习近平对党内关键的政治权力机关保持着个人控制。他依靠一个非常小规模的值得信任的下属圈子来运作这些机关，并对该圈子之外的高级官员进行定期但在控制范围内的内部调查。但是，如果习近平政治控制机器核心的领导人和官员成为目标，这将标志着一种更具破坏性和不可预测性的治理方式。这些核心机构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组织部，以及中央军委办公厅。就目前而言，解放军和外交部高层内部的动荡反映了中共内部整顿纪律的一种人们熟悉的——即使是有缺陷的——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