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对原始英文版文章的机器翻译。

习近平通过对军队的大清洗和重组，塑造出一种以牺牲作战能力为代价、强化其对军队控制的领导架构，其后果很可能将在 2027 年之前持续削弱中国人民解放军统筹战略力量建设和组织大规模联合作战的能力。解放军的“向内收缩”在未来数年内对地区安全反而是一个积极因素，因为这很可能会阻止习近平轻易采取可能导致战争的单边行动，尽管这并不会阻止解放军继续实施低于大规模战争门槛的胁迫性行动。

习近平为解放军设定了在 2027 年建军百年前完成的“赫拉克勒斯式任务”，但这项任务更像是清理奥革阿斯的牛圈，而不是远征海外除妖斩兽。

如何看待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升民

新近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升民，似乎非常适合继续充当习近平的“刀斧手”：他已经拿下了解放军中一批最有权势的高级将领，但他本人似乎并没有庞大的个人网络。他出身于最封闭的军兵种之一——火箭军，是一名终身从事政治工作的军官，并且亲手主持了多轮调查，几乎将火箭军原有高层连根拔起。在这个过程中，张升民拆解的，正是本可以成为他个人权力基础最天然土壤的那些关系网络。他到 2027 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也将超过 68 岁这一“柔性退休年龄”上限，因此“清洗高层”很可能就是他仕途上的最后一项任务。

• 无论张升民在升任之后是否仍然名义上担任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他都极有可能继续在推进当前一系列调查中扮演关键角色。

作为一名资历相对“边缘”、履历面偏窄的将领，张升民与习近平执政之初最为耀眼的两位反腐“闯将”可谓南辕北辙，而这种反差本身就反映了中共内部权力格局的变化。2012 年之后，在习近平刚开始巩固权力时，他曾倚重王岐山和刘源上将（刘少奇之子）来帮助自己打倒旧势力。王、刘二人分别在党政系统和军队系统中都属于极具活力、也相对独立的重量级人物，或许正因如此，他们在完成阶段性使命后都被请下了舞台：王岐山被安排去担任礼仪性更强的国家副主席，刘源则被提前退休。而如今，在掌权十三年之后，习近平不再需要这种意义上的“战友”，他需要的是绝对听命的“部下”。

清查者的崛起

今年 4 月，我曾写道，一部“失灵”的中央军委既给习近平带来政治风险，也给解放军带来作战风险；如今，习近平将张升民拔擢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缓解了最紧迫的政治风险，却进一步加深了作战层面的隐患。

任命第二名在任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来替代已被清洗的何卫东上将，再次把解放军的最高领导权分摊给不止一名现役军官，从而恢复了对军队政治影响力的一道隐性制衡。¹ 这同时也标志着由张升民主导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持续上升达到一个高峰，折射出习近平在整个执政期间始终将军队的“政治属性”置于首位。

在习近平之前，中央军委纪委隶属于总政治部，充其量是个不太管用的机构，更糟时则干脆沦为系统性腐败的同谋。纪委书记同时兼任总政治部副主任，这一安排在组织上正式确认了它的从属地位。局面在 2015 年习近平主导的军改中发生变化：总政治部被肢解，其职能被拆分，而中央军委纪委则被单列出来，成为直接隶属于中央军委的独立机构。2017 年，习近平进一步抬高了这一机构的地位——他把张升民调入中央军委，使其与时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长苗华处于同一等级。如今，张升民已是中央军委副主席，而政治工作部则在连续查处之下群龙无首、元气大伤，张升民和中央军委纪委不仅彻底盖过了昔日上级，甚至把其中不少人送进了囚笼。

中央军委纪委以牺牲政治工作部为代价的崛起，说明解放军当前身处的是一个“烈火试炼期”，而不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纪委的职能天然带有“否定性”：它的存在价值在于震慑、发现并清除“问题分子”。政治工作部系统的政工干部同样会在一定程度上“吞噬”部队的作战能力，但他们至少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支撑着解放军的制度运转。他们负责发现和考察晋升人选，管理干部档案，对官兵进行党的意识形态教育，并在基层承担起鼓舞士气、关心生活等工作。

这两个机构的职能本应相互补充，但当一方吞没另一方时，这种失衡就会在解放军体系内层层传导。在习近平之前，政治工作部的前身总政治部把纪检系统纳入自己麾下，结果腐败得以肆无忌惮地蔓延。而现在，纪检系统反过来吞噬了政治工作体系，随之而来的则是长时间的动荡。

以牺牲作战能力换取政治安全

从习近平更长时段的执政轨迹来看，他的军队建设大致建立在两根支柱之上：结构性改革与内部整肃。这二者在政治上相互配合，共同强化了他的控制力，但在作战层面却彼此冲突，很可能削弱了解放军在战略和战役层面的决策能力。对解放军而言，问题并不只是“清洗”本身造成的震荡，而是习近平在十年前重塑解放军时做出的一系列组织设计选择，把这种震荡成倍放大了。这些选择大幅提高了部队之间、机关之间的协同需求，而大规模的查处在短期内通过剧烈的人事动荡阻碍协同，在长期则通过营造恐惧氛围来持续削弱协同。

2015 年的军改波及解放军的诸多层面，但就本文（以及就习近平本人）关心的问题而言，最关键的是顶层结构的变化。习近平打散了原先统领全军的四大总部，将其中许多职能部门改为直接隶属于中央军委的机构（此后几年，他又陆续将更多单位纳入“军委直属”序列）。这种扁平化结构在政治上的好处很明显：削弱单个大机关及其主官聚拢权力的能力。

至于作战效能方面的影响，则要暧昧得多。和任何大型组织一样，解放军并不存在一个抽象意义上“最优”的组织结构，只有更适合或更不适合不同任务与作战环境的结构。从理论上讲，这次重组有助于解放军开展更加灵活、更加一体化的联合作战。但对外部观察者而言，要判断解放军各级机构是否在实践中真正适应了职责权力的大幅重分配，却并不容易。

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使得军改既可以被解释为政治与作战需求相辅相成的产物，也可以被视作二者相互掣肘的结果。2017—2022 年间解放军内部相对平静的局面，一度为“相辅相成”的叙事提供了支撑；但最近几年的大清洗则让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政治逻辑与作战逻辑之间更具矛盾性。如果把习近平在军队问题上的潜在思路概括为：通过维持解放军内部的分割与制衡来换取政治安全，那么他所打造的这一作战指挥结构，很可能已经损害了解放军的整体作战效能以及长期力量建设的连贯性。² 近期的一系列调查几乎把中央军委各职能部门、各军兵种机关以及各大战区指挥机关都砍了一遍，而恰恰在同一时期，解放军的结构演变又要求它们之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更高程度的协同。

军委层面

习近平解散原有大型军中官僚机关的做法，使得中央军委的“控制跨度”变得过于宽广。自 2012 年以来，身着军装的中央军委委员人数减少了逾一半，而他们所要统筹的机构数量和预算规模却翻了一倍还多。³

更大的控制跨度，意味着中央军委内部负责信息汇总与协调的中枢——中央军委办公厅——要承担更沉重的负担。事实也确实如此：到 2017 年时，习近平已经通过一系列举措提升了军委办公厅的地位和能力——将其主任职务抬升至正战区级，又让同一名将领兼任中央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负责人，后来再任命自己的长期秘书钟绍军出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青年时代的第一份与政治相关的工作，就是在 1979—1982 年解放军又一次深刻变革时期，出任中央军委办公厅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

然而，现在中央军委办公厅自身的处境却变得扑朔迷离。钟绍军在 2024 年被调往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担任一个政治影响力有限的职务，并于 2025 年 10 月再被另一名军官取代。接替他出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的火箭军出身军官房永翔，已经在公开报道中消失数月，并在 10 月召开的四中全会上被排除在中央委员会委员增补名单之外。即便他目前未必已被正式立案调查，习近平选择不让他进入中央委员会这一事实，本身就清楚地表明：在解放军当前的危机背景下，他缺乏有效驾驭这一关键岗位所需的政治分量。

这些变动，使得仅有的三名身着军装的中央军委成员在提供战略方向与统筹协调方面承受了异常沉重的压力，其中包括许多他们几乎没有亲身经验的关键作战议题。他们各自的履历严重偏向那些与当下解放军主要作战环境关系最小的领域和战略方向：

• 张升民副主席 自始至终是一名政工军官，他接触作战议题的渠道多为间接，而且主要是在承担特殊职能的单位中。

• 张又侠副主席 是中越边境冲突中立下战功的“战斗英雄”，但在军旅生涯的前 37 年里，他一直在内陆的原成都军区服役。他在原沈阳军区担任司令员的 5 年经历，确实让他接触到更广泛的作战问题，然而从该军区的兵力构成来看，其重心显然仍是围绕朝鲜半岛有关的应急预案，几乎不涉及海上作战力量。

•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 同样在 20 世纪 80 年代对越作战中立过战功，但此后他从未离开过原北京军区——一个几乎不掌握重要海上力量的军区——以及位于北京的各级机关部门任职。

战区层面

2015 年的军改还引入了一种更为彻底的矩阵式组织结构，将建制管理与作战指挥划分为两条不同的垂直体系：一条是各军兵种机关，另一条是各大战区司令部。⁴ 乔·麦克雷诺兹（Joe McReynolds） 甚至在去年将解放军形容为正向“三元矩阵”迈进——在军种与战区之外，再叠加按功能编成的各类“力量”。矩阵式组织本身并无天然问题，但它通常要求相匹配的人事政策和组织文化，来支撑在多重、甚至模糊的权力线条之间进行决策。习近平主导的大清洗则很可能制造出截然相反的局面：一种充满恐惧、不信任与相互指责的氛围，使得在错综复杂的机关与权责关系丛林中开展工作变得更加艰难。

下图所示的组织结构图，用醒目标注标出了中央军委（以及各大战区）中，那些主官、政委或机关负责人已被正式免职，或在本应公开露面的场合长期缺席、因而极可能正接受调查的单位。相关信息汇总自多个来源，其中包括尼尔·托马斯（Neil Thomas）和洛布桑·次仁（Lobsang Tsering）在亚洲协会中国分析中心发表的、关于此次全会的出色分析，以及推特用户 “中国人事观察”（@cnpoliwatch） 的一系列敏锐观察。

解放军元气受损，但在 2027 年前仍然危险

从范围和规模来看，习近平此次清洗行动强烈暗示：至少在 2027 年之前，他并不预期会爆发一场大规模战争，理由包括：

• 习近平很可能意识到，如此多关键指挥员被撤换，本身就显著提高了在大规模战争中出现指挥失灵和沟通混乱的风险。

• 把张升民拔擢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将进一步赋予他更大权力，也表明在其任期内，军队内部整风整纪仍极有可能是解放军的首要任务。

• 这轮清洗本身既反映、也强化了习近平对解放军战备水平的既有怀疑。我的这一判断更多是基于他一贯的从政经历、政策取向和人生轨迹所透露出的世界观，而非基于所谓“硬证据”——因为在公开资料中，几乎不存在关于习近平如何评估解放军战备状况的那种可信、坦率、直截了当的表述。

即便在这种动荡之中，解放军的绝对实力和相对实力仍有可能继续上升，原因在于其武器装备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的提升规模都十分可观。在许多潜在冲突情景中，中国在物质资源和地理位置上的优势也足以抵消部分不利因素；如果习近平某一天认定一场大战已迫在眉睫，他也完全可以采取措施来为部队“止血稳盘”。我同样认为，解放军仍能在不压垮其指挥体系的前提下，继续升级过去几年中已经实施的各种胁迫行动——包括在台湾周边举行大规模武力展示——因为此类行动在时间敏感的协同与决策方面的要求相对有限。

解放军能以多快速度、在多大程度上从这场“军中大审问”中恢复过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2027 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作出的决定，以及在他第四个任期中从废墟中爬出来、接手军队的那批人会是何种面貌。可以设想，如果习近平最终说服自己相信：这些调查已经将“不可靠分子”清除出局，并向全军发出了强有力的震慑信号，那么他对解放军的信心也有可能回升。然而，不论习近平本人对解放军的评价如何演变，在他主政期间，军民关系与党军关系中那股具有腐蚀性的“恐惧暗流”，恐怕都会长期存在。